事情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1967年秋。

那时，我在水城马场矿区搞地质勘探，生有三个孩子。由于野外条件太差，自己没法带在身边，三个孩子都放在河北邯郸外婆家，大儿子刚5岁多。考虑到外婆带三个孩子太累，看到不在身边长大的其他同事的孩子与父母不亲、没有感情，便想将老大接到矿区住两年，跟我们亲近一点，等过两年再送回邯郸读书上学。

那回，是妻子去邯郸接的孩子。妻子到家时，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耍。见有人进来，大儿子就问：“阿姨，你找谁？”

“我是你们的妈妈。”妻子平静地说，眼里却不禁浸出了泪花。

三个儿子都指着屋里墙上的照片说:“那才是我的妈妈。”

从邯郸回贵州时，乘坐北京至昆明的列车。经过两天两夜艰苦饥困的行程，中午时分在水城滥坝站下了火车。从滥坝站到马场，还要翻山越岭三十多里路。

妻子背着行李，一手拉着儿子的手，艰难地行进着。从观音山至杉树林的那段路，走公路的话弯来拐去要远上三、五里。所以行人们都是走挂在半山坡上的那条羊肠小道。开始孩子还拉着他妈的手，遇到路窄处没办法，只好让孩子在前面自己走，并告诉孩子：“慢慢走，千万不要跑。”这时小路有点下坡，孩子走了这么远，腿也没劲了，不由得踉跄几步，刹不住车就滚倒了，开始顺势往山坡下滚去，头也碰破流血了。妻子惊慌地一看，下面是个采石场，采石工作面所开出的陡崖足有五、六米高，嶙峋的乱石，孩子滚下去凶多吉少，她的腿都吓软了。

忽然从背后窜出一条大汉，三脚两步地跳下去，顺坡侧身倒下，双手抱住突出地面的一块大石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他伸出左脚勾住正在悬崖旁边滑落的孩子。妻子吓得跌坐在路上，她这时见孩子距离崖边只有一米多了，更担心那大汉也会失足跌落崖下。

只见大汉慢慢弯腰，用左手抓住了孩子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小路，将孩子递到妻子的手中。又从路边采了些艾蒿叶子，放到嘴里咀嚼后给孩子敷到伤口上，这东西止血、止疼。孩子也不哭了，妻子掏出手帕给孩子把头包扎起来。大汉拍拍身上的土星草叶，便不动声色地走了。待妻子包扎好孩子的头再寻那位大汉，想感谢人家几句，大汉早已走远不见了踪影。

妻子背起行李，紧紧地拉着孩子的手，再也不敢放开。

她身有重负又拉着孩子，就走得慢。后边有三、五个男女干部模样的人赶上来，估计是从水城回来的。其中有位女同志见孩子头上包着帕子便问：“怎么，把头摔破了？”这时妻子禁不住地哭诉：“差一点摔死，是前面走的那位大哥救了我儿子一命，我也没顾得上问人家的姓名……”

有位女同志说：“前面走的那位大个子叫姜永贵，是米萝区的区长，打过老蒋、入朝作过战，几次立功，是位好同志。”并问“你们从哪儿来？去什么地方？”听妻子说，是地质队的，要去马场，那几个也说：“我们去阿戛，要经过马场。”因对地质野外工作的艰苦动了恻隐之心，有的帮助背行李，有的帮着背孩子。

妻子带着孩子回到马场的驻地，天快黑了。也顾不得洗脸喝水，就一五一十地把这惊心动魄的过程跟我说了一遍。边说边哭：“险些丢了孩子的命，连救命恩人的名字也都没来得及问，若不是碰到后面几位，一辈子也不知道人家姓甚名谁。”我便劝她：“孩子命大，碰上了一位贵人。知道他叫姜永贵就好办，等星期天咱们三个去阿戛赶场，买只鸡、再买些蛋去看望看望大恩人。”

赶场那天，带着头伤已好的孩子，买好了东西。找到米萝区政府，是个守门的老同志接待我们，他问我们找谁，我们说找姜永贵。

老同志说：“别找了，姜区长已被关牛棚了。他四清时组织党员学习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，是和刘邓一伙的人，犯了路线错误，是走资派。”

“不管他是什么派，他救了我儿子一命，我得感谢他，我一定要见到老姜。”

“你见不到，已经扭送到水城，进了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’，是昨天押送过去的。”我仨无计可施，只好打道回府。

后来又经过几次打听姜永贵，都无法得到可靠的答复和信息。

1969年，马场勘探结束，地质队前往仲河乡的牛场工作。

1970年，地质队迁居于水城的双龙井居住，我单独去水城县委组织部专程查找老姜的下落。是个小青年接待的我，他拿出名册翻了个把小时，便不耐烦地说：“找不到！”就这样回复了我。

至今姜永贵是个什么样子，我也没见着。

若此人还活着，该有百岁上下了；若是已经不幸逝世，这篇短文就权且当作我祭奠和悼念大恩人老姜了。

（2023年《贵州地矿杜鹃花》春刊刊登作品）